澎湃新聞記者 羅昕

“做出版很多年之后，種樹它從工作變成了我們的出版一種生活。”

11月24日，人對入安博app官網在第六期“上海-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”上，話批新行思總編輯楊全強如是做書感嘆，“出版是像進一件神圣的事情。”

“上海-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”由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平和復旦大學教授金理共同發起，間博每年一個主題，命運邀約學者、種樹作家、出版詩人、人對入藝術家、話批翻譯家、做書出版人等作主題演講，像進并與上海-南京雙城青年批評家進行圓桌討論。間博

本期工作坊主題為“一種出版，一種思想”，輪值召集人為《揚子江文學評論》副主編何同彬。來自八光分、重光、單讀、副本制作、活字文化、甲骨文、安博app官網99讀書人、世紀文景、守望者、新行思、雅眾、譯文紀實、中信大方、江蘇鳳凰文藝、譯林、上海文藝的出版人就中國的出版現狀，以及新興出版對青年寫作可能性的推動展開對話。

工作坊的氣氛一如此前五期，輕松又隨意。盡管被告知不需要特別準備，還是有不少出版人帶來了PPT。八光分文化產品總監戴浩然玩笑道，這個情況很像當下的出版——表面看起來云淡風輕，其實特別“卷”。

最早的辨認者：發現原創的力量

金特、彭劍斌、胡安焉、蒯樂昊、陳春成…… 近年來，越來越多原創寫作者進入了讀者視野。大家的反應漸漸從“TA是誰”，變成了“TA寫得真不錯”。

而那些在作者默默無聞時就簽下他們第一部作品的出版人，被批評家、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社長李偉長稱為文學最早的辨認者。

在楊全強看來，出版的一個重要本質恰在于“發現”。引進出版同樣是發現的一種，但比起引進，出版原創文學更需要勇氣和判斷，“我們如何與同時代寫作者共同參與這個時代的寫作？”

不少出版人致力于挖掘寫作新銳，通常意義上的青年作家。但99讀書人《巴黎評論》系列統籌駱玉龍強調，所謂新銳并不僅僅指年齡代際，而是更指向一種新的創造面向，一種文學生生不息的創造力與傳承。

另一邊，也有出版人將目光望向了那些非專業的寫作者，比如《了不起的游戲》的作者之一、導演郭寶昌，《角斗場的 圖蘭朵 》的作者、歌劇演員田浩江。活字文化副總編輯劉凈植直言，他們的文章布局、敘事節奏、語言為原創文學帶來了很多新鮮的東西，“我不是很愿意稱他們的寫作為‘跨界寫作’，因為這類稱呼本身意味著界限。”

青年出版：過度收割還是播種不足？

對于青年寫作，在場批評家和出版人的討論尤其激烈。

批評家韓松剛直言，青年寫作者已出現被過度收割的現象：“當下的出版節奏、名利誘惑，并不利于青年作家的成長。我們催促他們成長，但有時可能也以一種毀滅性的方式。”

有出版人反對：“不是過度收割，相反，我們是播種不足。”

何平近幾年也關注青年出版。在他看來，當下青年出版并不樂觀，若列舉真正有好作品的青年作家，恐怕不會超出20個，“但我們現在各種文學活動活躍的青年作家有多少？近百都會有吧？我們的出版資源絕大多數集中到這些作家。”

《收獲》編輯部副主任吳越同樣關注青年寫作。她發現文學雜志和出版人的選擇標準并不一致，但這是一件好事，意味著閱讀的審美趣味不被一種聲音壟斷。

此次討論的另一個小高潮出現于自由對話環節。面對耕耘青年寫作出版的出版人們，金理發問：“你們心目中最值得出版的原創青年作者是誰”，每個回答者只能提供一個名字。

大家的回答都不一樣：劉天昭、呂曉宇、梁清散、陳珂、顏歌……

金理想到了多年前《收獲》在復旦大學的一次活動，當時有一個學生提問莫言、余華、蘇童、孫甘露等一整排的作家——“心目中值得推薦的當代女作家是誰”，所有人都有提到一個名字：王安憶。

“大家的目光有交集，我覺得很好，但是有交叉，也很好。”金理說。

生態怪象：為什么吸引不到最優秀的那批人？

大家也在一點上達成共識：原創，無論創作還是出版，都需要時間。

十多年來，譯文紀實系列已出版《末日巨塔》《江城》《血疫》等120種，但其中的原創非虛構作品非常稀少，目前僅有《生死課》《最好朝南》《世上為什么要有圖書館》3部。

上海譯文出版社社科編輯室主任張吉人不禁發問，中國的《紐約客》在哪里？我們的非虛構創作生態是什么樣的？“好的生態是寫作者愿意去寫，也知道怎么寫，出版機構愿意出版，也知道怎么出版。”

“我們都不是一天就能做到10萬冊銷量，原創出版需要摸索方向，需要沉淀很長時間。”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副總編李黎說。

對于當下的出版生態，單向空間出版總監羅丹妮亦有思考，“當我們講到以人為中心的出版，是以作者為中心，以編輯為中心，還是以讀者為中心？它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，是因為原本我們從來沒有把這三者割裂開，但最近這幾年行業的發展和外部環境的變化，讓我發現它居然變成了一個問題”。

她直言，業界已越來越聚焦市場。為了書的宣傳和銷售，作者可能需要頻繁參加活動，反復接受采訪；編輯也似乎越來越變成一種消耗性的工作，需要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在營銷發行上。“營銷發行當然重要，但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。一個編輯獨立思考、充分感受世界的能力是否正在被剝奪？”

理論上，“以人為中心”和“以書為中心”并不對立，但在行業實際中并非如此，這也成為羅丹妮的一大困惑。“如果我們聚焦人，我們要思考的是怎么讓作家、編輯以及讀者都有一個長期的發展。我們期待得到的是出版的反哺，人的建造，而不是消耗。”她說，“出版業的發展有賴于一些人，如果這些人長期得不到滋養，那這個行業永遠吸引不到最優秀的那批人。”

做書像“種樹”：無可救藥的瑣碎，無可救藥的浪漫

事實上，從此次工作坊的出版人分享，我們已然可以看到“以人為中心”和“以書為中心”兩種做書思路：有的更在意作者，有的更關注漢語本身，有的更重視流量時代的營銷創新，有的更致力于內容的價值延伸和產品激活。

比如中信大方總經理、跳島FM出版人蔡欣并不避諱在文學出版中談商業，談投資，她相信文學內容本身值得擁有更大的價值，而非僅僅是單本定價的收入。八光分文化產品總監戴浩然也表示他們不僅關注科幻文學，更深耕科幻內容的進一步開發。

在社科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分社社長董風云看來，做書可能有兩個關鍵，一個是價值觀，一個是包括市場需求在內的現實主義。每個出版人都不可避免一個問題——“你的價值觀和現實主義，是如何達到平衡的？”

這一平衡本身已充滿不易。批評家黃平提及，今天的寫作出版還面臨視頻、音頻等其他賽道的嚴峻挑戰，“擺在我們面前的，首先是‘怎么把蛋糕做大’，怎么用新的方式激活出版。”

上海雅眾文化創始人方雨辰感嘆，詩歌出版的市場需求客觀存在，但詩集出版總是發愁“賣不賣得出去”；譯林出版社世界文學出版中心主任吳瑩瑩表示每本書都不一樣，就算有成功案例在前，當面對下一本書，又是一個全新的開始；而守望者負責人沈衛娟說，每個編輯的日常工作都充滿了無可救藥的瑣碎，但心中還有一種“無可救藥的浪漫”。

令人肅然起敬的是，即便身處一個節奏極快且不恒定的世界，以書為業的人依然還有理想。

副本制作編輯馮俊華將出版定義為一種手工藝。按需制作也好，極簡封面也好，因人而異的作者支持方式也好，所有的工作圍繞著“當代漢語”這個命題，努力讓書能夠呈現出來，并進入時間博弈的命運。

而結束在拜德雅的履職后，任緒軍最近開啟了新的圖書品牌——重光relire。他表示之前自己做書更多圍繞思想和理論展開，一層層像巖石一樣累積起來，但他現在更關切具有現實感的議題，尤其是與中國相關的，“我希望接下來做的書能夠像水一樣直接觸及和抵達閱讀的靈魂，希望可以借由對這些書的閱讀尋獲觀看世界的另一種方式。”

世紀文景文學部主任陳歡歡形容做書像“種樹”：需要長時間的勞作、長時間的等待，收成看天吃飯。

林生祥的《種樹》有一句是這么唱的：“種給離鄉的人，種給太寬的路面，種給歸不得的心情”。陳歡歡說：“我希望我們做的書可以帶給大家這種感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