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大學歷史系1958年曾經做過一次摸底調查，考古問同學們為什么報考古專業？當年同學們的百年那些“活思想”保留在顏色發黃的紙頁上：有的人感覺自己“學理工沒條件，學文史不愿意，縱橫真人賭博是發真的牌嗎?學考古是考古一門技術”；有的認為“學考古絕不會當中學老師，中學沒有考古課”；考古“要到各地去發掘，百年可以游山玩水，縱橫走遍天下”；考古“與現實相距甚遠，考古可以脫離政治，百年逃避斗爭”；還有認為考古學“與古生物學、縱橫地質學、考古物理、百年化學、縱橫歷史學都有密切關系，考古學考古可以當萬能博士”等等。百年

這樣一份有時代印記的縱橫材料，穿越了半個多世紀，收錄在北大教授李零的新著《考古筆記：疫中讀書記》中，今天看仍然覺得率真難得，說的是大實話，接地氣。《考古筆記》中的“考古”，與我們在新聞和紀錄片中看到的考古發掘有很大不同，并沒有很多涉及文物和遺址、真人賭博是發真的牌嗎?遺跡的內容，也沒寫考古發現中的趣聞，書中的“考古”一詞，比我們想象的更寬廣，既有對考古本身的思考，也有關于中外考古學史的評述。作者說，考古學研究的是物，物的背后都是人。

《考古筆記》篇幅不小，全書有60萬字，分為三冊。李零自己總結道，《考古筆記》第一冊說了五個問題，第二冊講了五位考古學家，第三冊介紹了五本傳記——三冊書分別是三個“五”。

第一冊《考古研究大歷史》的五個問題是：什么是考古，什么是考古學，什么是考古學家，還有什么是世界考古學史、中國考古學史。對于前三個問題，即使是研究考古學的人可能也沒有想得很多很深，但對一般讀者認識考古卻頗為重要。李零說，他讀研究生時，老師頭一課就講考古學不是什么——考古學不是金石學、不是文物學、不是文字學、不是藝術史、不是歷史學、不是民族學——只有這樣，考古學才有自己的一套完整嚴密的方法，不能被任何其他學科所能取代，但同時，考古學也與所有這些學科共享發現和成果，誰也離不開誰。

第二冊《我身邊的考古學史》的五位考古學家，都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的重量級人物：夏鼐、蘇秉琦、張光直、俞偉超、張忠培。豆瓣上有讀者提到，他先從第二冊讀起，其實作者也是從第二冊寫起的。2021年是中國考古百年，也就是以仰韶遺址的科學發掘作為中國考古學誕生的標志，已經過去了整整一百年。在這一百年中，夏鼐的重要性首屈一指。書中寫到，社科院考古所建所72年，1985年（夏鼐去世）是轉折點，前35年是“夏朝”，后37年是“六朝”。近年《夏鼐日記》（共十冊）出版，李零利用《夏鼐日記》詳實的記錄，梳理出中國考古許多重要事件、重要人物的線索。夏鼐不但是新中國考古事業的中樞與核心，也是世界考古與中國考古之間的重要橋梁。《夏鼐日記》中許多生動的細節被李零摘錄出來，讓人印象極深的是夏鼐讀書既多且快，他平日往來的也大多是學界里的高人。可以說，《考古筆記》的第二冊是在細讀《夏鼐日記》的基礎上完成的。

第三冊《魂斷藍山》專門談著名考古學家戈登·柴爾德，逐章細致地介紹了有關柴爾德的五部傳記。這五本傳記目前只有一本翻譯成中文出版了。柴爾德是20世紀上半葉影響最大的杰出考古學家，學術上成就卓著。夏鼐一輩子都在讀柴爾德的書，在他老師一輩的考古學者中，夏鼐受教最深的就是柴爾德。柴爾德研究歐洲早期文明，大半生走遍歐洲，但孑然一身。他退休后開始安排后事，處理財物和書籍，65歲那年柴爾德回到小時候居住的澳大利亞悉尼西郊，在藍山著名的瀑布“格維特飛躍”上跳崖自盡。按照他的遺愿，去世前寫的告別信在死后十年才被打開，在二十年后才被公之于眾，人們那時才知道柴爾德并非死于意外。如何理解他的人生謝幕，對理解柴爾德畢生的學術和思想而言，是一把重要的鑰匙。李零認為，柴爾德首先是個執著的馬克思主義者，其次才是非凡的考古學家，他非常理性，但又很悲觀，他具有“進步終將戰勝黑暗”的信念，但當黑暗看不到頭時，他還是選擇了自殺。柴爾德經歷了“一戰”“二戰”和冷戰，從早年起就受英國軍情五處的嚴密監視，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。他強烈的現實關懷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，讓他有別于其他史前學家。關于他的五部傳記各擅勝場，柴爾德除了學術上的一流貢獻，傳記中最吸引人的，是他的命運與20世紀的世界真正地沉浮與共。

2023年11月中旬，李零在上海朵云書院新書座談時提到，《考古筆記》是他的懷舊之書，考古是他的學術起點。他個人的交誼、情感也寫在書里，比如他與張光直、俞偉超等前輩學人的交往。與夏鼐有關的，書中寫道，“1977-1983年，我在考古所七年。我進考古所，是夏（鼐）先生點的頭，離開，也是他點的頭。一來一去，我都得感謝他”。李零到社科院考古所，最初是所里的臨時工，后來考上研究生，之后留所工作，多年整理資料室的金文，后編為《殷周金文集成》一書。對一位學者來說，學術起點非常重要。他曾說：“插隊七年，考古所七年，刻骨銘心。”所以讀《考古筆記》，尤其是其中涉及夏（夏鼐）蘇（秉琦）異同、俞（偉超）張（忠培）異同，以及張光直居間調停的學術史，都有李零個人的觀察和解讀，這一段考古學史也帶有私家著史的性質。

《考古筆記》有一個副書名：“疫中讀書記”。疫情三年宅在家里，李零把跟考古學史有關的書碼放在書桌前的書架上，一本本翻，一本本看，回味百年來的中國考古、世界考古，回想他曾經見過、現已遠去的前輩——這真是一本“讀書記”。像著名的《劍橋中國上古史》，十四章加上導論，每一章李零都寫了千字以上的提要和篇幅不少于提要的案語。由于這部重要論著并沒有被譯成中文，所以這些讀書筆記可以作為整本書的綱要來查閱、使用。幾部重要的考古學史，夏、蘇、張等學者的代表作，柴爾德的五部傳記，都用筆記的體例做了詳細的介紹，提要基于原著的內容，案語則議論風發。李零常說，寫書也是代人讀書。對于許多讀者來說，學者授人以漁的讀書方法可能跟書中所寫的內容一樣重要——寫提要如何歸納得詳略得當？案語筆記該寫什么、怎么寫？《考古筆記》都做了多樣的示范。相比他之前同以筆記體完成的《波斯筆記》，讀書記的寫作體例進一步完善了。

前不久，法蘭西學院碑銘與美文學院正式授予李零2023年度“汪德邁中國學獎”。該獎一年一度，是中國學終身成就獎，表彰李零“在中國先秦歷史與物質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貢獻”。李零年初還獲得了伊朗總統貢獻獎，萊西總統親自為其頒獎。在《考古筆記》中，他自謙地寫道：“我不是考古學家，只是考古學的讀者——一位旁觀者。”讀罷全書，他也的確是以讀者、而不是專家學者的身份完成了這部體例獨特、富有個人魅力的考古學史。相比之前有關古文字、出土文獻的研究，他在書中流露出對考古學史的偏愛：“這一百年來的考古學史，既投放其光芒于萬古長夜，又折射出當代歷史的每一步，因為它畢竟是當代人做出和寫出的歷史。這段歷史值得回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