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版文/本報記者 戴幼卿 實習生 侯翔宇 統籌/孫慧麗 

作為大學班主任，班史在督促學業、證后管理班級的學生歡迎訪問開云官網登錄入口kaiyun官網日常之外，黃修志給自己的班史工作定下了新的目標：書寫屬于師生自己的“班史”。2013年復旦大學博士畢業后，證后黃修志來到位于山東煙臺的學生魯東大學任職。2018年秋，班史他主動申請擔任班主任，證后開始了一場實驗：每位同學擔任一個月的學生“歷史學家”，輪流撰寫班志，班史記錄班級大事記。證后

今年1月，學生這部500多頁、班史49萬字的證后《班史：一個大學班級的日常生活》出版。黃修志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，學生記錄班史是他對理想大學教育的嘗試：“我希望，在師生的共同奔跑中，每個人都能釋放本真，尋找到安放身心的方式。這四年，我好像也穿越了時光，默默坐在教室的某個角落，成為他們中的一員。”

申請當班主任期待見證“00后的大學生活”

魯東大學文學院105教室，投影儀上打著“我們一起成長，現實就是實現”的字樣，40位大一新生齊刷刷坐在連排桌椅上。2018年9月1日，漢語言文學1班的班會在這里開始。

沒上講臺，不用麥克風，班主任黃修志走到了學生中間，提出了一個貫穿大學四年的計劃——寫“班史”。

“四年大學時光、在校40多個月，班里40位同學，每人剛好能做一個月的‘歷史學家’，記錄我們的‘班志’。每個人都能進入這份歷史，又能用自己的書寫忠實反映我們的大學生活。”班會上，黃修志向同學們說出自己的構想。

初入大學的路棣感到很新奇，但“更懷疑它根本不能持續下去”；她的歡迎訪問開云官網登錄入口kaiyun官網同學秘若琳則覺得，這只是80后班主任的“新官三把火”。

2018年夏天，31歲的黃修志主動向學院提出申請，“做一屆本科班主任”。他接手的班級是漢語言文學專業2018級1班，不少人是第一批“00后”大學生。黃修志對這群新生充滿期待，“‘00后’的大學生，和我們一定有很多不同。我想用四年的陪伴，感受他們的成長。”

報到現場，黃修志與他們初次見面。他發現，來自14個省份的40名同學有許多共同特征：青澀、內向，“好像還帶著高考的疲憊，九成的同學戴著眼鏡”；在問及自己的閱讀書目時，不少同學的答案平平，“備考、刷題，以及縫隙之中的刷視頻和游戲，占據了他們前幾年的全部生活”。他發放了一張表格：“大學四年以后，你希望成為什么樣的人？”有同學回道，“希望可以成為一個研究生。”

“比起通過考試，大學總該有一些更重要的東西，比如閱讀、寫作和思考，找到自己、探索世界。”黃修志覺得，“應該用一種辦法，喚醒他們對成長的渴求，在四年或未來更長的時間里舒展自我。”這時，記錄班志的想法出現了——這就是《班史》的雛形。

接力書寫“班史”成為“自己的史官”

曾在復旦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的黃修志說，“既然每一種歷史都有書寫的必要，一個班級何嘗不能寫一部自己的歷史？”按照姓名音序，來自山西的常佳珍成為了班史的第一個“史官”。高考前，她從未聽說過這所學校，在志愿填報機構的建議下，跨越900公里來到了山東煙臺。第一次來到這座陌生的城市，常佳珍的遺憾、慌張和喜悅交織在一起。

接過撰寫班志的“第一棒”，常佳珍心里更多是疑問：“班史到底該怎么寫？”在剛結束高考的她看來，歷史就是教材上的大事年表，“某年某月某日發生了什么，只有‘大事’才能寫進里面”。

9月結束后的整個“十一”假期，常佳珍都坐在宿舍、攤開方格本，一一記錄下開學之初的師生見面會、“班史”計劃啟動時的班會和一堂堂“開學第一課”，寫成“班史”的起始篇。她回憶道，“第一篇班志寫了2000多字，但怎么看都像流水賬。”帶著忐忑，常佳珍交上了班史草稿。

每一份草稿，黃修志都會逐字閱讀，提出修改建議。他常常在深夜打開這些草稿，并不強求學生“怎么寫”，而是推倒應試寫作的壁壘，追求“真誠的表達”。“過去是一面墻，未來是一幅幅的畫，而現在是膠水，將畫粘到墻上，從而展現出這幅畫。寫作就要捕捉內心的感受，把它精準地表達出來。”

為了啟發常佳珍，黃修志拿自己舉例，講起在魯西農村讀高中時的苦悶、讀研時在珞珈山的漫步，“寫作是喚醒自己的心靈世界，是‘創作自己’。”

常佳珍想起自己的遠行，想起報到時不小心進錯了班的“尷尬”，曾經的絞盡腦汁變成一行接一行的抒寫，班史從2000字變成了5000字。“從山西平遙，跨過太行山，穿過魯西平原，一路東馳到滄海之濱。”常佳珍寫下乘著火車求學時的風景，從家鄉到遠方，“車窗外，出了娘子關就是平原沃野，一路奔向海濱，我至今記得這段路程。”

這不是歷史年表上的“大事”，而是有關成長的鮮活體驗。有同學說，看到這段話，想起了自己的上學路，故鄉與學校就此連接在一起。常佳珍體會到黃修志所說的寫作價值：做自己的“史官”，挖掘內心的成長，發現自己存在的意義，“瑣碎的日常同樣具有力量”。

班史寫作讓同學們更客觀地審視自我

黃修志的辦公室在文學院二層。松樹與楊樹掩映間，陽光落入室內，照著滿屋的書架和一張方桌。平日里，黃修志在這里閱讀史料論著、撰寫科研成果，但他更喜歡在這里與學生聊天。有時，黃修志擱下筆，師生之間就能暢快地聊上兩小時。

班長趙婉婷是辦公室的常客。這位做起事來風風火火的東北女孩，一入學就問黃修志，“人生的意義是什么？”在她看來，當下的每一份行動，都需要建立在對自我的認知上：“我為什么要做這件事？現在的一切對未來又有什么影響？”直到畢業，她依然持續著這份追問。

更多同學來不及問出這些問題。劃幾下朋友圈，備考材料、考研班、自習室的廣告紛至沓來，無聲催促著學生們跳下水，游上另一個岸。

路棣同學對此深有共鳴。收到高考成績時，她就把“繼續考研”作為自己的規劃，“因為不甘心”。然而，走進大學時，她便接手了作為學習委員的一項工作：校對每月的“班史”。

她一度以為，在“各自為戰”的大學，班史不會持續下去。然而，在逐字逐句的校對之中，路棣感受到了寫作的力量：2021年秋天，她正準備研究生考試，在背書時，一位來自青海的同學發來了他的班志。

這位男生寫道，他曾在故鄉的祁連山下騎馬，現在則在煙臺的海中游泳，“頭抬出水面，正好看到金黃的太陽就停在海平線上”。讀到這些文字，路棣發現，原來同一時間下，每個人都擁有著不同的生活。做出不同選擇的同學依然站在一起，原本有些單調暗淡的考研季也明亮了起來。她想，“班史寫作的深意，是延后了一段時間才被認識的：在種種社會標準下的突圍之外，自我價值也應該得到滿足。”

吉林姑娘趙婉婷在小鎮上長大，到縣城讀高中時，才第一次見到“寬敞的大會議室”。輪到她寫班史時，恰逢考研初試后的返鄉寒假，“這是許多同學前途的分叉口”。“對于家鄉，我的情感一直很復雜。或許說我并沒有什么故土情結。我想走，想飛，想離開，想去更遠更遠的地方。但我終究不知道我將要去哪里，我想要回到哪里。”她在班史里寫道。

臨別時，黃修志送給她一本《回歸故里》。作者迪迪埃·埃里蓬在父親去世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蘭斯，重新了解他最初誕生的社會階層和那群他已經闊別三十年的人。書的扉頁上，黃修志寫道：“回歸故里，并非回到原來的地方，而是重新認識自己，深刻反思自己與這些人、那些事之間意味不盡的關聯。”

趙婉婷的考研“一戰”沒能成功，但在《回歸故里》中，她重新讀到了人生的意義：“我曾經覺得，離開家鄉才能看到廣闊的天地；但黃老師通過這本書告訴我，不管是排斥還是依戀，要更溫和地看待自己的家鄉、自己的過去。”那一刻，她感到，班史的寫作讓她更客觀地審視過去的自我，獲得了一種暫時的安頓。

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想起黃修志的話：“一個人能純粹而堅定地相信，自己的生活方式能帶來平靜和幸福，這就值得了。”

自掏腰包給每個宿舍買下《我的二本學生》

在班會上分享的一些書籍，給同學們寫“班史”提供了借鑒。2020年，廣州金融學院教師黃燈的非虛構作品《我的二本學生》出版。作者記錄了自己對二本學生的真實觀察，“他們的去向，更是在嚴酷的擇業競爭中，有著觸目可見的天花板。”黃修志讀完后，自掏腰包給每個宿舍買下一本《我的二本學生》。他想知道，讀到這些現實的沖擊、真實的焦慮，同學們會如何回應？

有學者對“二本學子”的學歷困境和“自救”實踐進行考察，發現他們的“自救”歷程既受外部環境、資源的制約，也受限于對能力和前景的自我懷疑。即便努力“自救”，前置學歷依舊是他們揮之不去的烙印，難以形成一個連續、統一的自我認同。

年終班會上，不少同學分享了自己的讀后感。路棣在書中感受到了一種自我的投射，“我們都身在一種沉默的處境，擁有一份不滿足的欲望，但在現實中無處扎根。”然而，曾為考上魯東大學感到“不甘心”的她話鋒一轉：“正因如此，每一個年輕人都應該去寫詩，用自我思考來對抗這樣一種疼痛。”

趙婉婷則說，“二本學生”的標簽或許本就不必存在。“我們都是普通大學生的一員而已，都要做每個大學生應該去做的事，而不是‘一本學生應該做這種事，二本學生就應該做別的事。’”

平日里內斂安靜的李孟凡也站了起來。她說，回到家鄉工作也沒什么不好，“你可以說我不勇敢，但不能說我不幸福。”許多同學笑著點頭。黃修志坦言，“每個人堅定地做出自己的選擇，同時能理解和尊重他人的選擇，這就是我真心實意的期望。”

坐在學生中間，黃修志一次次為他們的發言感到驚喜。他想起學生們幾年間的成長，不禁感嘆，“原來他們的內心如此明亮”。

這場班會上，最后的發言人是黃修志。他談起自己作為“二本學生”時蹚過的泥濘，以及在武漢大學、復旦大學的一路求學，引用《布魯克林有棵樹》的一段話說：“一個通過艱苦奮斗走出了社會底層的人，通常有兩個選擇：脫離當初環境之后，他可以忘本；他也可以在超出這個環境之后，永不忘記自己的出身，對殘酷拼搏中不幸落下來的人充滿同情，充滿理解。”

“大學班級的日常生活”

今年1月正式出版

2022年6月，黃修志的學生們迎來畢業季，“班史”也畫上了句號。他有了一個新計劃：把“班史”印刷出版，讓更多人看到這群學生的成長和突圍。黃修志輾轉聯系到供職于崇文書局的老友李艷麗，并表示，愿意從自己的教研項目經費中抽出一部分，資助這本書出版。

李艷麗拿到書稿時，讀到一些稚嫩的文字，“忍不住會笑出來”。她的同事質疑，“這種‘作文集’還能出版？”

讓她堅定促成出版的，是黃修志與42名學生的真誠。她說，“我們都是從那個年齡成長過來的，都有過青春期的‘小幼稚’‘小矯情’。在社會上關于二本學生的黯淡論調里，班史展現了一種不同的態度：不顧別人的眼光，不要別人的定義，我寫我自己的歷史，我們就做我們自己。”

今年1月，《班史：一個大學班級的日常生活》正式出版。當時，黃修志還在國外訪學，他在班群里為每位同學發了紅包，“我來請客，大家都去買這本我們自己寫出的書。”

《班史》中，黃修志是最后一篇的執筆者。結尾處，他寫了一個自己的夢：“在山間草木和田間鄉野中，自己成為一條河流。”黃修志說，四年的互相陪伴已經結束，每個人都是流向遠方的河流。

學者評價

師生間平凡的日常互動最可貴

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應約為《班史》作序，“談論中國教育，普通高校師生的日常生活，以及其閱讀、思考、困惑與奮進，是不可或缺的一環，值得你我關心與注目。”

在魯東大學，傳播系班主任姜娜也開始與同學們記錄起自己的“班史”，又一群大學生開始思考“怎樣過好自己的人生”。

溫州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、教育社會學學者趙同友表示，“‘班史’之中，最可貴的就是師生之間平凡的日常互動。由于社會節奏和競爭壓力，教育在很多時候變成了‘工廠生產’的模式，師生之間的交流更多是按要求上課、講完課就離開課堂。但‘班史’中師生的互動，是一種很具體的、相互助推的真實狀態。”

四年過去，班史這場實驗成功了嗎？黃修志說，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。

趙婉婷講述了一個細節：許多大學班級評優時的“各自為戰”“兵荒馬亂”，在這個班里從未出現。“我們不急于追求領先，誰得獎、誰評優，每位同學心里都有數，只需要見賢思齊、默默努力。”

黃修志則想起了學生向他分享的另一個瞬間：畢業典禮前一天，班里106寢室的五位女生約好提前離校，開始畢業旅行。“她們提著行李走出宿舍，開門聲一響，其他幾個宿舍的門也打開了，每個人都出來和她們擁抱道別。”聽到學生的轉述，黃修志落淚了。“我相信，這四年的相互陪伴，可以療愈過往的許多傷痛，也能在未來的日子里讓他們更從容。”

趙婉婷“一戰”考研失敗后，選擇在職“二戰”，但仍未如愿。在備考中，她常常想起那本《回歸故里》，最終成為家鄉吉林的一名職員。喊出“你可以說我不勇敢，但不能說我不幸福”兩年后，李孟凡實現了她的愿望，回到小城東營工作。

據《魯東大學2022—2023學年本科教學質量報告》，山東省煙臺市基礎教育教師中，魯東大學畢業生占53.6%。成為小學教師的孫雨亭常常覺得，自己沒有其他同學的深邃思考，文筆也有些平庸，“但我相信，就像《班史》一樣，一群普通人也可以做出不普通的事。”

放下“上岸”的焦慮，路棣從容考取了上海師范大學的研究生。《班史》出版后，她是全班第一個收到書的人。當晚，她冒著雨取回快遞，突然發現，“大家已經匯入人海，《班史》也已經進入了歷史。或許，艱辛、激烈和孤獨才是生活的常態，每個人都已經成為了自己的黃老師。”

供圖/受訪者